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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圈的“道德”与“超道德”
撰文/花散竹 绘图/老申
最近视点：
驴友人身损害赔偿案二审2007年3月14日下午十五时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开庭，上诉的三名当事人，带领着由九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出席，被上诉人手手的母亲携上诉代理人出庭。当时法庭一百二十个座位座无虚席，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国内媒体均全程录像，庭审经过质证、辩论、陈述三个阶段，共进行了五个小时十八分钟，于二十点十八分结束。没有当庭宣判，必须经过合议庭合议后，才择日宣判。
户外探险观察员评论：
自2006年的下半年开始，仿佛户外圈进入了一个“道德”大讨论的时代。从大卫.夏普到手手，他们的死亡除了引来众人一掬同情之泪以外，更多的是对同伴、同路者的道德谴责——因为这些人的冷漠、不负责任，他们的生命消逝了。
各个媒体上对这几起不幸事件的道德讨论让我想起了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纪录片——《触摸巅峰》。它除了真实地记录下了一次艰难的攀登之外，抛出了一个道德与伦理的困境：当你和同伴遭遇危机的时候，是按照本能求生，还是怀抱“道德”而死？
Simon当时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就这么抓着绳子，与Joe同归于尽，多年后在雪峰上化做一对令人敬仰的冰雪塑像，作为人类至高友谊的见证。如果电影这么拍，估计导演会是大仲马，他编的故事里两个男人互相搀扶走上断头台，因为一个不肯舍弃另一个独自逃生（参见《玛戈王后》）；第二，割断绳子给兄弟一个痛快，然后反手抹了自己的脖子，此时天女散花，大地震动，兄弟双双上了天堂。如果拍成这样，恐怕导演非周星星莫属；第三，最真实也最有罪恶感的方式：割断绳子，抛弃同伴，独自逃生。
如果说国人对经过大卫身边的那40个人还仅限于道德谴责，但在手手案中，这种谴责已经变成了一纸因没有完成队友间互救互助义务的赔偿判决，于是，我不禁猜想，假如《触摸巅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是否Simon割断绳子的行为会被判定等同于对Joe的谋杀？
因为有着５０００年的文明积淀，好像中国人提出“道德”的标准更为崇高、严格。以伙伴间的关系为例，恐怕最受推崇的就是“生死与共”，这一点可以拿“桃园结义”的誓词作为参考：“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但讽刺的是，这个“最佳组合”的样板们到最后都成了食言的小人。实际上关羽的死讯传到蜀汉之后，服毒上吊抹脖子等N种寻死觅活的行为刘备和张飞一概没有，倒是大碗酒大块肉吃饱后发兵去砍孙权的脑袋。
由是观之，“生死与共”、“舍己救人”等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连“道德样板”都未必能一一做到，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坐在电脑前的看客拿来当作户外圈乃至高海拔攀登的“道德标准”。
其实，“道德”的定义本就五花八门，但既然马克思主义为吾国共奉之“国教”，拿它来说事儿恐怕最为保险。那么，“国教”上是怎么说得呢？“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它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呢？“道德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受人们的经济关系的制约”（注１）。也就是说，“道德”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而是人与人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的利益关系。而完全不考虑利益关系的崇高行为呢？不是没有，但我个人认为这已经迈进了“超道德”的理想主义范畴，可以敬仰，难以推广，更不能强制。
有趣的是，我们的老祖宗就对“超道德”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淮南子.齐俗训》里面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子路和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一次，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事后收下了一头牛当作谢礼。孔子说：“鲁国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救人于危难。”子贡为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按照鲁国的法律，他花费的赎金可以到官府去“报销”，但子贡却没有接受。孔子说：“鲁国不会再有人为别人赎身了。”《淮南子》上对此的评价是“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因为子路的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大家都乐于效仿；而子贡的行为却太“崇高”了：珠玉在前，闹得别人以后都不好意思去“报销”，去了就会被讥为“道德水平低下”。于是，不像他那么富裕的人难以承受“行善”的代价，只好放弃了行善。
因此，我个人认为，要求把大卫.夏普抬下珠峰的评论者、判定队员们没有尽到互助义务的法官、以及——扯远一点——坚持救援不能接受一分钱补偿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道德”的标杆抬高到了“超道德”的水准。恐怕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面，“舍己救人”才是Simon们应该做出的崇高选择，而“挣扎求生”却成了幸存者难以启齿的罪过。
现在，整个户外圈都在等待着手手案的二审判决。尽管从一审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出，法官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不道德”，但我却担心，对“超道德”的过分推崇同样危险，因为在它华丽的斗篷下面，一样暗藏着杀人的刀锋。
［注１］以上引文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马克思主义研究网（myy.cas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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